一项今天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可持续性》的新研究指出，当前为实现更可持续世界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高度集中于有限的行动类型和参与者群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应对气候危机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所需的关键策略和核心领域。这项由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ICTA-UAB）主导的研究，基于对四百万篇学术文献的系统分析，首次系统性地揭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大盲点，并强调了采取更具包容性与协调性的方式来应对环境危机的紧迫性。
为实现一个能够让人类与自然共同繁荣的公正且可持续的世界，人们普遍认为需要推动快速而深刻的系统性转变。因此，全球学者们正致力于研究能够促成所谓“全球可持续性转型”的紧急而具体的行动。这一定义指向在观念、结构和实践层面发生的根本性、系统性变革，以有效遏制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2024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转型变革评估报告》系统提出了五项总体战略及22项相关行动，这些行动需要由社会各界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施。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尚不清晰在上述诸多行动中，哪些已获得持续关注，以及不同行业领域间的责任划分是否明确。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采用全面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对数百万篇学术出版物中提及的相关行动及其负责主体进行了系统梳理。
这项研究由西班牙ICTA-UAB的ICREA研究员维多利亚·雷耶斯-加西亚（Victoria Reyes-García）与瑞士苏黎世大学的雷纳·克鲁格（Rainer Krug）共同领导，汇集了全球29位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现有科学文献的关注点存在显著失衡：它们过度聚焦于特定类型的行动，例如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与应用；而对其他同样重要的行动方向，例如旨在重塑经济体系的系统性变革措施，则关注严重不足。
此外，研究还揭示出，学术界的目光高度集中于私营部门以及信息传播与知识生产相关领域，而对公民社会（如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共部门（如各级政府、监管机构）在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关注甚少。在所有被提及的行动主体中，金融行为体（如银行、投资机构、保险公司）的代表性尤为不足，尽管其投资决策和资本流向对全球环境危机有着深远影响。研究进一步指出，文献中对各类行动及其执行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描述也缺乏一致性，这使得我们对于“谁应为哪些变革负责”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解存在显著空白。
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现有学术文献中存在一种显著倾向，即过度强调将环境危机的责任从系统性、体制性层面转移至个体身上。举例来说，关于个人行为改变（如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的研究数量，远超针对经济结构优化或治理体系变革等宏观议题的探讨。这一现象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将气候危机与环境退化的主要责任归于个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某些特定行业（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惯用的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大型碳排放者和政策制定者应承担的首要责任。
“我们的研究结果突显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前的科学研究正在大规模地构建一种存在偏差的叙事，这种叙事过度聚焦于特定类型的行动和特定主体，从而可能误导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方向，”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维多利亚·雷耶斯-加西亚（Victoria Reyes-García）指出，“总体而言，我们在探讨如何推动变革时，严重忽视了那些实际上可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关键角色。”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界发出呼吁：要实现真正的、根本性的转型变革，我们必须推动知识生产方式与政策设计路径的多元化，确保所有关键行动领域和核心行动主体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支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相互关联的环境危机，迈向一个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
